截至4月23日，除了黑龙江和西藏，已有29个省份公布了2023年人口数据，《财经》整理数据发现，共有九个省份实现了人口增长，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值的省份只有广东、广西、贵州和青海。

自然增长率最高的为贵州（2.88‰），其次是广东（2.76‰）、青海（1.68‰）、广西（0.42‰）。

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即“人口净流入”）。在人口增长的九个省份中，有的地方主要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比如贵州，有的主要是得益于人口机械增长，比如长三角的苏浙沪、华北的京津；有的地方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兼有，比如广东。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肖金成告诉《财经》，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整体下滑的情况下，大多数省份人口负增长也在情理之中。在人口正增长的省份中，广东承接的农业转移人口和来粤务工人数多，同时这些人大多数是年轻人，多数有生育能力，对人口增长起正向作用。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李佳告诉《财经》，多地人口负增长与人口流动、低生育密不可分。当前中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流动迁徙且向城镇集聚，其中大多数既是劳动年龄人口，又是生育年龄人口。这些人的流向和生育选择，直接影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

因此，人口增长不仅反映了人口老龄化趋势，还能体现出省际经济发展、人口流动走向、城市化进度等差异。“各省不同的人口增长速度主要反映出各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经济形势较好、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必然较快。”李佳说。

一、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量靠前

数据显示，2023年有十个省份（直辖市，下同）的常住人口呈正增长，分别为：浙江（增长50万人）、广东（增长49万人）、海南（增长16万人）、上海（增长11.56万人）、江苏（增长11万人）、新疆（增长11万人）、贵州（增长9万人）、福建（增长5万人）、北京（增长1.5万人）、天津（增长1万人）。

广东连续四年成为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的省份，连续六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广东之后，中部人口大省河南去年全年出生人口69.5万人，位居第二；山东去年出生人口61万人，位居第三。

其中，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主要在南方，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而北方城市中，只有北京和天津是正增长。《财经》梳理发现，与传统热门城市北上广深相比，新一线城市更受欢迎。在已发布2023年人口数据的城市中，增量前四名分别是合肥（增长21.9万人）、郑州（增长18万人）、杭州（增长14.6万人）、成都（增长13.5万人），均为新一线城市，且都是省会城市。

“总体来说，这些城市的第一吸引力是就业。产业发达城市工作机会多、薪资水平高，吸引更多劳动人口。并且，经济水平越高，产业越发达，带动吸纳人口能力越强，越能刺激经济发展。”李佳说。

肖金成告诉《财经》，上述四个新一线城市经济很有活力，尤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后，合肥的创新活力被激发出来，并承接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转移，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而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政策支持下，成都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也有不俗表现。

此外，李佳表示，从这些城市吸收的流动人口成分来看，省内流动人口占多数。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性，这些中心城市的产业在省内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当省内中心城市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还会带动省内其他城市，由此实现均衡式发展。从短期来看，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仍然较大，产业聚集能力较强，未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模式会越来越普遍。

二、海南生育率拔尖

《财经》梳理发现，相比前述新一线城市，京沪等传统热门城市新增人口数量不多，北京更是只有1.5万人。

肖金成告诉《财经》，北京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批发业、制造业等明显减少，对于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同时北京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出台了相关调控政策。另外，养育成本上升，也使育龄人口生育意愿降低。

“从政策层面看，上海虽不如北京那么严，但同样处于产业转移过程中。”肖金成说，但他不认为传统热门城市的热度正在衰减，北京、上海等城市对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还在，针对高端人才留沪、留京的政策也越来越多。

李佳告诉《财经》，北方城市主要是吸纳式发展模式。而南方城市更多呈现出辐射式发展，对周边城市人口的吸纳相对均衡和分散。“南方省份的人口流动还有一些惯性选择。”李佳说，例如湖南、湖北的流动人口更多地选择广东。究其原因：一是地理位置相近，第二是气候条件相似，第三是文化共通。这种情况在北方也有所体现，但不及南方地区明显。

从出生率看，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有六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超过8‰，分别是贵州、海南、青海、云南、广东和广西，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和华南地区。李佳表示，贵州在人口结构上属于多民族地区，生育意愿较高，同时产业发展态势好，吸纳就业能力强。

《财经》梳理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的省份有辽宁（-5.63‰）、吉林（-5.39‰）、内蒙古（-3.42‰）、重庆（-3.32‰）、四川（-3.12‰）、湖南（-3.08‰）、天津（-2.57‰）、上海（-2.42‰）。李佳认为，这些数据并不令人意外。自2018年起，上述几个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肖金成认为，东北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出量大主要受经济影响。上述地区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因而人口流失数量较多。而天津和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人口寿命延长，老龄化程度较高，育龄人口数量减少。同时，大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甚至有一部分大龄青年选择不结婚。

在各省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整体下滑的同时，海南省的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呈现回升态势。2023年全省出生人口比上年增加0.79万人；出生率比上年上升0.68个千分点，比全国高2.89个千分点。

自2018年起，海南的生育率就一直处于高位，与西藏、青海、广西共同位列第一梯队，远高于广东和山东。“海南生育率的逆势上扬得益于率先摆脱疫情影响。因此，要看一个地区的生育率，要与更早的数据进行比较。”李佳说，海南、西藏、广西、青海同属欠发达地区，但生育率却处于高位，原因是少数民族的生育意愿高于汉族。

肖金成认为，决定区域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产业活力、就业岗位、有生育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以海南为例，自贸港的成立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大，流入人口也有较高的生育意愿。自去年起，海南就出现机票火车票“一票难求”的现象，意味着海南需要更多的人从事相关服务行业。

李佳认为，影响生育的三个重要的要素分别是生育价值、生育能力和生育环境。其中又以生育价值为重。导致出生率下降的一大因素是生育价值的多样性发展。“普世意义的生育价值有三点，一是传承和亲情上的愉悦感，二是新的劳动力，三是孩子的养老保障效用。而在当前的环境中，这三点价值都在逐渐弱化。”

三、如何看省际人口竞争

尽管2024年全国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从各省份人口数据中，不难窥见：人口负增长将是常态。

人口增量见顶，竞争存量人口就成为了各省份的选择。此前，各省份“抢人大战”已经屡见不鲜。

有些地市主要通过放宽购房政策留住人才。以厦门为例，2024年2月，厦门市住建局发布文件，放宽所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得中级及以上职称或高级工及以上执业资格的非厦门市户籍人才的购房限制，符合上述条件者在厦稳定就业一年以上且无住房即可购买一套商品房。

人才落户难度也在不断减小。以青岛为例，2023年11月，青岛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强调，在青大中专院校、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在校学生，本人可以落入学校集体户；其他大中专院校、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在校学生及国（境）外同等学历层次在校学生，本人可以落入各区（市）人才集体户。

人才奖励金的金额正在逐渐加码。以广州南沙为例，2023年5月，广州南沙发布《广州南沙国际化人才特区集聚人才九条措施》，其中强调，针对顶尖人才、高层次人才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励，高层次人才团队给予创新创业奖补1亿元支持，高级技能工匠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接受《财经》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人口的流动趋势能体现出一地公共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当于本地的“灯塔”。

李佳告诉《财经》，东北的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与南方省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资收入水平低，公共政策配套也还有提高的空间。

李佳特别提到，期待未来人口流动由数量增加转向质量提升。一是体现在地方吸引人口的措施，二是体现在高校的吸引力。比如，武汉特别设立招才局，专门针对高质量人才来武汉工作提供相关保障和优待措施。目前高考录取率已经约90%，而优质大学资源主要集中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在长达四年到七年的校园生活之后，大部分学生会选择在大学所在地就业，或者在附近城市就业。因而高校对于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同样很大。

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城市之间在引才上的竞争，基本出发点是好的，但需要警惕可能的负外溢效应。比如，抢人才政策与户口、购房资格挂钩，可能诱发“户口空挂”“悬浮型城市”等现象；引才政策让公共资源被变相补贴给大学生，可能对农业转移人口等其他劳动力群体产生一定“挤出效应”；三四线城市可能会受到一二线城市“抢人”的严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等。

肖金成不赞同奖励式的“抢人政策”。目前地方抢人仍聚焦在高端人才，甚至是尖端人才。但肖金成认为，普惠性政策更合理，例如南京、杭州针对大学生制定“先落户后找工作”的政策。这类政策对于解决大学生面临的生活保障问题来说更具力度，大学生落户就业的意愿也更强。同时类似政策所涵盖的人群也应该扩大，例如农民工等群体也应该覆盖。

肖金成告诉《财经》，从全国角度来看，由于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较快，公共政策差异化并不明显。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北方更迅猛，产业也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就业机会较多。同时，流入的劳动者以年轻人为主，对于提高生育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存量人口流动情况已成为各省份竞争人口的关键。浙江2023年末常住人口增加50万人，总量达6627万人，是现有数据中增加最多的省份。不过，浙江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6‰，这意味着自然增长的人口减少了5.7万人，浙江净流入的省外人口为55.7万人。

2020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建新就曾预言，随着各省人口进入负增长，未来人口再生产进入“缩减型”已成为共同趋势，过去靠内部人口迁移或流动来弥补省内人口“空缺”的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各级政府仍力求以人口流动或迁移来应对本地人口负增长的潜在风险，可能会因吸引人口而产生恶性竞争，一些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会加剧另一些地区的问题。因此，各地区通过人口迁移或流动争夺人才的政策，只是一场零和博弈。”李建新说。

李佳认为，未来，吸引存量人口一定是省际间与区域间人口竞争的主要手段。但是，智能化工业的发展有可能会对人口竞争的形式产生冲击。以往，大多数工人需要具备一定素质技能才可以上岗，而现在这种要求正变成非必要条件。所以，未来存量人口的竞争可能升级为高质量存量人口的竞争。而教育资源落后的城市，则会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但肖金成告诉《财经》，在人口问题上，城市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绝对的竞争关系。经济发展决定人口流向和集聚度。同时，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决定了人口的生育意愿。而这两点并非一成不变，并不能从单一时间点来判断人口流动对于城市的影响，要从长线来看人口流出和流入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什么作用。

在肖金成看来，目前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必然不及人口流入地，但流出地的发展不会就此停滞不前，是否能够扭转人口流出趋势取决于城市未来的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