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浙北工厂的田野研究发现，生计模式转型构成了农村男青年外出进厂的经济驱动力，家庭现代化下的转型发展需求构成了农村男青年外出进厂的社会基础，而工厂劳动下的收入保障和务工城市的空间接纳，则构成了农村男青年进厂劳动的稳定机制，二者为其城镇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和实践机会。在稳定的工厂劳动下，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发展，为当下青年农民的完整城镇化提供了可能。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迅猛发展，快速地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化，而在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工业、商业转化的产业变革中，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面临着生计转型的问题，农村青年的出路在何处？这一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1]。

关于男工的研究包含两个基本视角。一是性别视角下的男工劳动研究。在这一视角下，研究者强调了男工与女工在劳动过程中的实质性差异。有学者分析了男女性别分工对劳动效率的影响，比如蔡荣关注到了农村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和性别分工对农业劳动效率的影响，阐明了男工对农业劳动效率的重要性[2]；而经孝芳则指出在近代工业发展过程中，女工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力正在逐步与男工拉近，且在部分行业，女工甚至高于男工[3]。

也有学者探讨了男“工”的实质意涵，即指向家庭中的男性外出打工或经商[4]，并讨论了男工与女工在劳动中存在的差异。比如，叶汉明认为在具有性别倾斜的行业中进行性别分析十分必要，他在香港制衣业工人的口述史研究中指出，在应对产业转型的过程中，男工的调适力相比女工较低[5]；而魏丹则在对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做研究后，揭示出了传统男性行业中男权文化的主导地位，男性占据着行业中经营者、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中的主要岗位，而女性权利、技术则处于绝对弱势地位[6]。

二是家庭视角下的男工婚姻问题研究。有学者关注了男工的婚姻变迁问题，比如，梁丽辉等人认为农民工是伴随中国工业化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加速了农民工的婚姻变迁，农村晚婚晚育的现象逐渐增多[7]；敖天颖等人分析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得益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未婚男工的婚姻机会大幅上升，并认为以男工为代表的原有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男性是婚姻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8]；芮一清还关注到了早婚关系的脆弱性、婚姻交易中筹码与赌注以及传统婚姻伦理的变迁造成的回族青年男工的婚姻困境，并在研究中主张发挥企业工会组织的作用以建立和加强青年工人交流的渠道[9]。

也有学者关注了青年男工外出之后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比如王天夫和王欧在研究中阐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龄单身男工群体与父母之间代际关系的资源断裂和情感疏离特征[10]；且在当前的城市化模式下，大龄单身男工正遭遇家庭化困境而与乡土文明疏离，其生活方式也呈现出向个体化和消费主义转型的趋向[11]；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外出进城的男性农民工而言，“建房子”和“娶媳妇”等乡村社会要素对他们的影响并未消失，对他们的劳动选择以及劳动过程还发挥着重要作用[12]。

关于男工的研究涵盖了丰富的研究内容。首先，工业化时代男工的生存问题成为研究者讨论的基本问题。其中，一类研究关注的是工业化过程中男工的健康问题，部分研究者分别讨论了工业劳动中的各类环境要素对男工心脏、听力、生殖健康以及血液系统等身体部位健康的影响[13][14][15][16]；也有学者探讨了城市外来男工疾病健康管理的介入方案和效果[17]。

另一类研究关注的则是工厂制下男工的生存及抗争问题。比如，宋严萍就分析了工业化早期，资本主义工厂制下工人及其家庭承受的现代化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劳动压榨和生存苦难[18]；而邓韵雪和石方则揭示了宿舍劳动体制下工厂男工暴力化抗争行动的本质和文化基础[19]。

其次，近年来，农村青年男性的城镇化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有学者探讨了农村青年城镇化的差异，区分了主动城镇化和被动城镇化两种类型，并认为农村青年城镇化对其他农村青年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20]。

也有学者探讨了家庭与农村青年城镇化的关系。比如，宋国恺即揭示了家庭合力的“举家体制”助力农村青年婚房进城的城镇化道路[21]；陈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分析背景，指出了半工半耕和代际支持下的青年城镇化所建构的渐进式进城道路[22]；而赵杜灵和张红霞则试图阐明婚房推动由女性主导的农村青年城镇化，所引发的婚姻动荡、生育意愿降低、婚姻异化、男性成婚障碍、代际剥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3]。

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讨论了经济要素与农村青年城镇化的关系。比如，班涛从市场区位和家庭能力视角出发，分析了农村家庭现代化转型中农村青年男性的婚姻困境，主张从产业和制度配套入手为农民提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选择[24]；王欧和王天夫从制度维度揭示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陷入脱离乡土又无法融入城市的城市化困境[25]；沈关宝和李友梅则阐释了乡村企业发展对于农民进城的意义，二人认为现有大中城市接纳外来农民进城已不再可能，而乡村企业给小城镇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包括交通、信息传递等物质设施的完善，为人口的聚集和乡村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环境[26]。

既有研究中关于青年男工的讨论十分丰富，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发，但对于青年男工的日常生活及劳动过程的研究则较少，且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厂制和劳动控制的讨论，忽略了男工外出进厂劳动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因此，本文将沿着既有研究的脉络进一步拓展，将研究聚焦于外出进厂的青年男工群体，尝试在家庭视野下进一步探讨外出青年男工进厂维持劳动稳定的动力、社会基础及其实践机制。

二、田野介绍

本文的田野点位于浙北地区的某工厂，该工厂是一家通用设备生产制造企业，提供生产制造、技术指导以及售后维修保养服务。近五十年间，工厂规模从十几人发展到近千人，厂内职工以本地人居多，且主要来自所在县域内的各个农村。

近年来，工厂职工规模增长较快，外地人快速增加，截止到2021年，外地职工近乎占到总职工人数的一半，其中“80后”“90后”青年职工群体数量占据绝对主导，二者占总数比例达70%以上。“70后”“60后”“50后”职工群体数量占比分别为12.8%、6.2%、0.5%，且近年来，随着大批职校生进入工厂实习，“00后”职工群体迅速增加，数量占比达8.1%。

学界对外出打工青年有着怎样的印象，他们是如何进入工厂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描绘的那样，“他们是农民的儿女，但不事农耕，甚至家里田地的分布也搞不清楚。在父母的供养下，他们常年住校读书，直至考学失败，才在老乡、亲友的引领下，一个个被‘扔’到陌生都市里的工厂车间”[27]。

一直以来，生计方式、教育、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都构成了农村青年外出的重要影响因素。他们已然构成了工业化生产的主力军，然而在当下的发展情势下，人们对于青年人的劳动与就业选择表露出了极大的担忧，即认为“制造业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这是需要我们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28]，这一担忧表达了人们对劳动持续性的关注。

进入工厂劳动为何成为外出农村青年的劳动选择，这一劳动形式的持续性如何，且它对青年自身以及工厂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正是本文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三、农村男青年外出的驱动力：生计转型下的工业劳动适应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民的生计模式悄然发生转型，城市就业和工业领域就业逐渐成为转型农民的劳动选择。2000年之后，中西部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陆续外出，农业税费废除之后，农民的非农就业更加普遍。到了2010年左右，农村大量的新生代劳动力进入市场，城市化和非农化就业缔造了经济机会，成为大量外出农村青年的主要选择。

1. 理性教育投资：未被选择的孩子

长久以来，教育被视为实现家庭阶层跃升的手段，然而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在有限的家庭资源下，教育投资和教育选择造就了年轻子代不同的发展命运。

小T，29岁，是车间的一名操作工，老家在湖北枣阳农村，父母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零工，还有一个小三岁的妹妹。小T从小懂事听话，但学习成绩不好，而他的妹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当他准备升初三时，妹妹由于成绩较好，被老师推荐转入教学条件更好的学校就读，但学费较贵，给家里造成了极大负担。

小T父母不愿放弃培养孩子读书的机会，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将女儿送到收费更贵的学校学习，并劝说小T，将读书机会留给学习成绩更好的妹妹，于是小T15岁便辍学，跟着同乡外出打工。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十几年来，小T逐渐习惯了工厂的劳动节奏。

在传统的认知中，农村家庭具有更浓郁的男孩偏好，这种偏好体现在生育选择和教育培养上，但在农村教育竞争兴起和强烈的教育流动期待之下，农民家庭不得不对教育投资进行理性权衡；而将为数不多的家庭资源用于支持家庭中最有希望的孩子读书，成为大量中西部普通农民家庭的选择。由此，子代培养中的男性偏好随即被打破，那些未被选择的孩子，被迫早早地进入社会打拼，适应市场需求而独立劳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量青年男工在工厂成长了起来。

2. 代际传承割裂：不要成为父辈那样的人

中国农民家庭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代际关联，子代家庭的成长离不开父代的支持，但同时也蕴含着发展的欲望和力量，超越上一代人是绝大多数子代的追求。

FH，三十多岁，是车间的一名折弯工，老家在安徽合肥农村。2021年，FH用积攒的钱在工厂附近郊区买了房，他的父母在老家务农，女儿在合肥一所中专念书。FH到浙江进厂有十多年时间，曾在一家大厂做折弯，偶尔也烧电焊。进厂劳动多年，他积攒了二十多万元的存款。FH不想像父辈那样，一辈子老农民只能干苦力，给别人打工，他希望自己有所作为，也想要试试当老板。

2019年，FH辞掉了工作回到安徽老家，想要将在工厂打工攒的钱用来在老家投资做生意。他的父亲认为做生意风险太大，本钱容易赔进去，坚决不同意，FH投资生意的行动迟迟不能展开，直到第二年疫情发生后，生意不景气，放弃了投资做生意的想法。但他没有留在老家，而是带着妻子回到浙江，用攒下的钱按揭了一套房，并再次进厂。在他看来，在发达的城市买房总比在老家强。他希望自己孩子毕业后直接到浙江找工作定居。他们夫妻两人还很年轻，进厂基本可以解决月供和生活开支问题。

农村的、过去的甚至父代的生活境遇常常被附上一种否定的意涵，并打上了落后的、低下的标签。抛开诸多价值判断，长久以来，农村的现实困境给予了家庭中年轻一代强烈的改变现实的动力，这些成为他们走出舒适环境、适应复杂的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

3. 朋辈群体示范：出走的潮流

R工厂的外地男工，主要来自安徽、江苏、河南、四川以及湖北等地的农村，年龄从25岁到40岁不等。他们的父母或是普通农民，或是早期外出打工的一代农民工。尽管他们进入R工厂劳动的时长不一，但外出打工的年数并不短，他们当中大多数在十五六岁的年纪放弃学业而外出闯荡。相比学校的枯燥教育、家中受管教的约束和未来的不确定，在外自由且有可观收入的打工生活吸引着年轻一代，尤其是在同辈群体的互相影响下，许多学生没有考上高中，甚至是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

XL，25岁，是车间的一名电焊工，老家在河南商丘农村，父母务农，还有一个妹妹。读初中时，同村的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工，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受到这些外出打工挣钱的年轻人影响，他的心思也不再放在学习上。毕业后，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XL没有继续学业，而是随亲戚到了江苏打工，给人当喷漆学徒，学徒期间几乎没有钱拿，只能顾上吃住。

两年之后，他离开江苏开始在全国各地跟工程，但也都没能攒下钱。直到2016年，亲戚介绍他进了昆山的一家台资电梯厂，开始学习烧电焊，每月工资有6000多元，他才开始攒到钱。2019年，这家台资企业撤资，他在工友介绍下进了R工厂。除了过年回老家，他都在工厂里工作和生活。2021年，妹妹也来到了苏南电子厂打工，那里有很多他们同龄的河南老乡，XL放假常常去妹妹那里团聚。

当市场要素席卷农村，读书作为长久以来农民信奉的唯一出路受到了根本动摇，大量年轻人卷入外出打工大潮。但由于年龄的原因，许多年轻人一开始并不能进入正规单位，基本上是市场上的“黑工”，而只能到处流浪。尽管他们较早进入社会，但只有进入正式的用工单位后，他们才有机会进行积累；然而即便如此，外出打工和出走的潮流仍在继续影响着农村的青年。

四、农村男青年进厂的社会基础：家庭现代化下的转型发展需求

1. 本地婚姻缔结的现实困境

本地婚姻缔结的困境给农村男青年带来了压力，但也间接激发了他们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一方面，父母难以承担日益高涨的本地婚姻缔结的成本；另一方面，流动逐渐打破了本地婚姻的稳定性，外地婚姻成为可以接纳的婚姻事实，也成为完成家庭再生产的策略。

XL在R工厂平均每月拿8500元工资，旺季每月最高能拿13000元，干电焊工以来，除了基本生活开销外，他的工资都攒了下来。和他一起外出的男青年们都希望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自己谈个对象。当问到为什么不让父母介绍老家的姑娘时，他们回答说：“指望父母在家里介绍不中了，村里女孩太少了，现在农村介绍对象都介绍不起，你得给媒人钱不说，还要给他们送这送那的，这事还不一定能成，我们出来混，还是靠自己在外面谈吧。”

为了更好地谈对象，很多未婚的年轻人都买了车，XL也不例外。2020年，他花了近10万元全款买了车，车子平常停在工厂里。由于R工厂外来未婚女工极少，XL节假日总会开车到妹妹那里，邀请妹妹的同事一起玩，他希望结识到更多女性朋友。他准备继续在R工厂好好干，以此攒够买房的首付。他认为有车有房以后，谈对象和结婚的底气会更足。

本地婚姻是中国农民家庭婚姻缔结的传统和固有偏好，但在当下社会结构转变、社会流动和社会竞争的压力下，本地婚姻缔结和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且成本极高。本地婚姻市场向全国婚姻市场的转型，给农村未婚男青年提供了机会，尤其当农村男青年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时，其经济收入机会和婚姻机会相对增加。

2. 城市化目标的持续激励

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激励了年轻人追逐梦想，而城市化的目标则使得青年人对于工作稳定有了更强的需求。

CG，31岁，是新来的工程师，老家在江苏徐州农村，父母务农，哥哥在家里做生意。大学毕业后，在苏南的一家工厂干过几年，由于工厂效益不好，他便到浙北寻找机会。进入R工厂工作后，他每个月工资8000元。尽管父亲希望他早点回徐州安家，并帮他在老家镇上盖了楼房，而他哥哥也邀请他到自己厂里帮忙，他并没有同意，不想回到镇上，坚持在R工厂。

他表示，“要是有条件了，也可以开个厂干，不难搞”“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那会造成多少的矛盾，打算结婚的人，是一定要买房子的，我将来肯定也是要在外面买房子结婚的”。他不仅想留在工厂学习技术和经验，还希望靠自己工作挣钱在发展好的城市定居。

近些年来，长三角地带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内部也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尽管苏北地区大力开发，相对于苏南以及相邻的浙北地区，后者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生活水平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

五、农村男青年进厂的稳定机制：收入保障和空间接纳

外地人口的流入为浙北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持，而流入地区也为这些外来人口提供了城市化发展的空间。

1. 工业产业集聚下本地的劳动力供需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发达地区农村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乡村工业化快速发展，位于浙北地区的L市逐渐发展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腹地。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中，大量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和非农领域转移。

在生计转型和社会流动的背景下，农业社会中的经验、技艺学习与传承普遍失去土壤，大量以农业为生计的群体，不得不学习和适应新的劳动技能，而生长于工业社会的劳动力，则成为学习并参与现代工业化劳动的主力军。R工厂所在的科技产业园是区域内最大的通用设备制造集聚区，有一家龙头企业，几十家同R工厂一样的中型企业，还有上百家小型配件厂。不断扩大的集聚规模与产业劳动力紧缺矛盾日益突出。

（1）人口老龄化下的本地劳动力资源供给

劳动力是制造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在浙北地区，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人口增长趋缓。2012年当地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生育政策放开后，人口自然增长稍有回升，后迅速减少，到2020年，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0%，而60岁以上人口的占比高达26.53%。自2006年开始，当地净迁入人口开始超过净迁出人口，并保持连续增长态势。

浙北处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腹地，长期以来，浙北的产业发展受到上海、苏南等地的影响较为明显，工业产业转移中，包括技术和产业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转移日益加快，工业产业集聚的发展对劳动力，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强烈。

（2）本地劳动人口中的年轻技术工人流失

在工业产业规模发展中，职业学校的学生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产业劳动力后备军。L市自1982年起开始建立起第一所普通中专学校，后陆续建立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到2019年已经建立起12所中等职业学校和1所技工学校，每年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都达到近万人，在校生保持在近3万人的规模。

除了本市，职校招生也包括周边生源，总体以本市学生居多。在职校的教育培养体系下，专业设置确立了年轻劳动力职业化发展的方向和通道，同时，学校还有系统专业的知识学习和定期技能考试。职校生往往在毕业时就能够获得职业技能认证，职校要求学生毕业前实习一年后颁发文凭。尽管绝大多数人会就近选择到对口单位实习，但本地年轻人很难继续留在工厂劳动。

Z校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十多年来，该校机械、电气以及数控等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是R工厂一线工人的稳定来源。2021年8月到9月，陆续有近十名实习生相继离开了工厂，而他们进入车间实习还不到一个月。

在离开的时候，实习生们都表达出无法忍受车间的劳动强度的想法，其中一位说道：“车间太累了！我在钣金班，主要学习胶粘、搬运东西，一个星期就学会了，后面就一直重复这些东西，昨天晚上回去，手疼，一直睡不着。”这名实习生从工厂离开后，回到了家里帮忙打理生意；而与他一届的同学中，有几十人进了R工厂。他们不全是本地人，但都住在工厂附近，在实习时，基本上都选择了回到离家更近的R工厂实习。

长久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一直被视为实现阶层跃升的手段。尽管职业教育一直试图从普遍层次引导年轻劳动力走上“技术、半技术和非技术型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但在窄化的教育流动通道上，下层社会在社会阶层中的向上流动逐渐转变为“阶层内部的循环”[29]。

和全国普职分流一样，职校生也是激烈中考竞争下的必然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讲，职校生是教育竞争失利的结果。在经济条件、家庭竞争以及连贯的学校教育实践下，职校教育越来越与阶层的再生产联系起来，蓝领工人成为绝大多数底层家庭被迫的或是极少数教育竞争失败的中产家庭的权宜选择。在本地就业市场，职校生并不占据学历优势，但他们占据着从业市场的优势，大量工厂的蓝领岗位紧缺，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相对于传统工人和传统工厂，现代智能化工厂对经过系统、专业化培养成长起来的年轻工人有更大的需求。尽管地方社会的产业发展为本地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支持，在私营工厂遍布、大中型企业陆续崛起且经济发达的浙北地区，年轻人不担心在本地找不到工作，然而，他们并不会将工厂劳动看作长久之计。当笔者在浙北调查时，当地的年轻工人无一例外，都将“为别人打工”视为一种暂时性的选择，只要时机合适，他们随时准备跳槽或是辞职创业。

（3）全国劳动力市场与外来人口补充

对制造企业而言，其生产能力极大地影响着工厂的利润和效益，但在制造业区域集聚的背景下，工人需求和用工竞争突出，尤其是生产线，常年存在用工短缺。据笔者调查来看，十年间，R工厂的员工规模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近千人，尤其是近三年来，员工规模持续扩大，新增外来员工越来越多。2019年以来，R工厂本地劳动人口与外地劳动人口逐渐持平，每年都有本地职校的毕业生加入，但外地员工增长速度更快，尤其是做代加工的扶梯生产线，由于工作环境辛苦，难以招到本地人。

本地制造企业不仅面对产业扩张下劳动力需求增长和本地劳动力供给的难题，还需要面临着本地产业后备军流失的问题。正因如此，全国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外地劳动人口给区域制造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劳动人口进入浙北地区的工厂，形成了雇工本地化与雇工多元化并存的样态。

2. 中小城市的空间接纳与外地农村青年的城市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引发了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越来越多的外省、市农村人口进入浙北地区，快速建设的中小城市和遍布的工厂为外地青年提供了城市化的空间和机会。

（1）工厂用工偏好下的经济机会

相对于外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对于福利待遇甚至自我价值实现有着更高的要求。尽管本地人进入R工厂的渠道多样且进出自由，但除了个别生产线，本地员工更倾向于进入行政部门，而外地人主要集中在生产、销售和工程项目等一线部门。

本地年轻人无法甘于长期拿着极为有限的工资为别人打工，尤其是年轻人更难以进入生产线上吃苦，或者难以长期坚持在车间一线，这就导致大量岗位尤其是工作环境艰苦的生产线只能面向外地人招工。在招聘人员看来，大量涌入的、以打工挣钱为主要目的外地青年成为区域劳动力的重要补充和更优选择。

AX，25岁，当地人，是R工厂的招聘人员，R工厂的一线工人基本都是通过AX招聘入厂。当他介绍外地工人的情况时表示：“这些外地工人要是已经或是准备在本地安家，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至少可以干得下来，而且他们也更吃得了苦。”

在招聘过程中，招聘人员除了考察工人的职业资质和工作经历，还会考察工人的家庭情况，那些已经在本地安家或是有在本地安家打算的工人往往更容易获得进厂的劳动机会。对工厂而言，外地工人在工厂所在地安家也有利于工厂用工的稳定。青年男工进厂劳动具有深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工厂劳动形成了青年男工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而家庭再生产的实现则构成了工人继续在工厂劳动的社会支撑。

（2）地方文化适应下的城市融入

在城市化过程中，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不仅使得外地人口适应本地人的经济生活，还逐渐融入本地的文化传统当中。

MG，21岁，刚刚大专毕业，老家在辽宁，从小随父母生活在浙江。2020年，MG在学校老师的安排下去了市区的一家单位做实习电工，白天在厂里实习，晚上回学校住，每天80元工资，工厂承诺转正后给他增加工资，然而7月转正后，每月工资到手3500元，他对此并不满意：“工资太低了，至少要4000元吧，还只给交社保，不交公积金，我正在学习PLS，编写程序，已经拿到了中高级电工证，想要往工程师上发展。”

MG的父亲在本地最大的电梯工厂JT做扶梯电焊，干了二十多年。MG想进他父亲的工厂，但JT没有电工招聘计划，他在父亲的推荐下，到R工厂寻找机会，然而R工厂也没有MG想要的岗位。当招聘人员看到MG的户口信息时，极力推荐他参加工厂的学徒项目，承诺会将其分到沈阳或大连等城市工作，但遭到MG拒绝，他表示：只考虑在本地工作，不会离开父母。

XH，20岁，是车间钣金班的实习生，老家在安徽安庆。读小学时，他父母到浙江做生意，他随即被接到浙江读书，中考时，没有考到重点高中，最终进了本地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机电一体化技术。学校是三年中专和两年大专的学习模式，2021年他结束大专第一年的学习便进入工厂实习，但实习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开始跟着家里人做电商。与他同龄的许多年轻人都准备谈婚论嫁，XH还没有谈对象，他的父母准备给他在本地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他表示：由于自己是家中独子，要是对方也是独生的，也会跟其他人一样，肯定会“两头走”。

在当地乃至R工厂内，有大量年轻工人与MG和XH一样，自小从外地迁到本地生活、学习，深受本地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像其他的本地年轻人一样，对于就业和婚姻都有着强烈的本地偏好。对这些成长起来的外来年轻劳动人口而言，劳动市场的开放和文化的包容形成了对外地人口的系统吸纳。

（3）中小城市中外地农村青年的城镇化

在浙北的乡镇地带，农民工从异地非农就业逐渐发展为异地定居，早期异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的拆分劳动在年轻一代的家庭中得到了改变，从家庭分割到家庭完整，这些家庭从父代的异乡人发展成为子代的本地人认同（自太平天国运动后，太湖一带人口大减，河南、安徽等地贫民大量涌入，但并没有融入当地社会，而是自成圈子，其在经济及社会地位上与当地人有着相当差距），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为外来农民的完整城镇化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YG，四十多岁，是车间的一名装配工，老家在四川南充农村。2019年左右，他在工厂附近的新村付首付买了一套老房子定居。早在2009年左右，他和妻子从四川到浙江打工，他进了电梯厂做装配，妻子进了地板厂，两三年前，他的女儿大专毕业，也到浙江发展，目前在市区的一家酒店工作。

H，三十多岁，是车间的一名电焊工，老家在安徽芜湖农村。2020年，H在工厂附近市镇买了房，准备定居。他的父母都在老家务农，由于他在安徽老家只有一块宅基地，当地政策规定不能扩建高层，他担心儿子结婚后一家人不够住，决定到外面发展。他原在合肥一家小厂上班，妻子在浙江打工，经熟人介绍进了R工厂做电焊工。相对于其他工种，电焊工工资收入更高。H的儿子才15岁，正在安徽老家上职高，他计划等儿子职高毕业之后，让儿子也来浙江发展。

YG和H都是从外地招进工厂的车间操作工。就工厂的调查来看，从外地农村到浙江打工并定居的情况并不少见，进厂劳动为一些外乡人提供了家庭积累的手段，而打工地也为他们提供了实现城市化目标的空间。

城镇化率的提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表征之一，同时也是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在经典的推拉理论中，发达地区的经济拉力与农村地区的推力共同推动了中国农村人口的异地城镇化。异地城镇化实现了人口的非农就业和城市生活，但也造成了家庭分割，家庭完整性遭到破坏。然而，在异地城镇化的深度发展阶段，家庭中的留守子女与父母重新团聚，共同在新的城市工作和发展，家庭内部的劳动与生活分割得以缓和。

六、结语

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型，意味着中国劳动人口总体上面临着非农化的转型。在社会高速流动和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农村青年劳动人口的市场化愈益强化，家庭再生产目标仍在发生重要作用，且城镇化目标日渐突出。

然而，目前无论是农村城镇还是外地大城市，都无法同时满足农村青年家庭再生产持续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求；而以工业化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中小城市，不仅为外来青年男工提供了经济收入保障，也为其解决婚姻问题和实现可持续的城镇化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因而，本文基于浙北工厂男工的经验案例分析，呈现了青年农民完整城镇化的一种可能路径。

当下确实存在着制造业对青年人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但青年群体内部存在巨大差异，当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本地青年难以长期留在工厂劳动时，来自全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外地青年得以补位工厂空缺，由此实现其深层次的发展目标。

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随着智能化和机械化的应用普及，制造业工厂的劳动力需求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于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简单操作层次以及低技术水平的青年男工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对于外地青年男工而言，不仅是“想不想进”或“想不想留”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进”和“能不能留”的问题，因此，要想进一步稳定工厂劳动机会，保障城镇化可持续，外地青年男工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适应当地产业发展需求。